法治与革命、自由与民主、法律与国家这一系列近代悖论的展开，正是不断通过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展开与解除的进程而得以呈现。
公元20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宣判，同性婚姻作为一种个人权利受《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保护，各州禁止性法律须被废除。而更广义上的美国宪法（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一般指的是作为成文法典的《美国宪法》加上其所代表的美国政治体制，此种体制不仅包含宪法文本和法律教义，而且包含了宪法理论、政治性格、历史实践和文化观念，甚至社会生活方式，等等，或可以称之为宪制。
即使在联邦层面，仍然存在决断者的位置问题：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因此，作为一个宪法问题，该问题首先不涉及正义性的问题，而是合宪性的问题。本书采取以上方法来理解美国宪法，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旨在描述美国的宪法民族志。然而，大部分争议问题无法直接在文本里找到答案，因而必须问下一个问题：没有针对具体问题作规定的宪法，会把此问题交给哪个机构来决定？联邦政府抑或各州政府或各州人民？若由联邦决定，就要有统一规则。为什么一部乾隆时期制定的政治文件可以穿越时代、沿用至今？为什么一部从未提及婚姻的法律，可以与新潮热门的同性婚姻联系起来、用以判案？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以国际人权法——与同性婚姻一样新潮热门——决断此类案件？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实际上是5位——能够主宰50个州人民的命运？为什么50个州的政府和人民服从法院判决，即便对其判决抱有极大异议？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需要听从9位未经选举、终身任职且年长之人的意志？ 以上问题值得关注美国宪法的人深思。换言之，本书的态度在于既不传播神话，亦不戳穿神话，而是探究神话的内在意义结构和深层想象系统，将美国宪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理解。
第二部分从时间的维度研究美国宪法穿越时代、代际综合的作用。宪法文化是勾连权力和文本的重要媒介，是粘合事实和规范的心理机制。但简单地说，人工智能是一个跨学科的产物。
比如代孕，法律上不允许，但是现在已经存在很多代孕现象。如果让机器人有杀害、侵害人类的决策权，让它自主决策，那么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人不能在恐惧和不安的焦虑当中生活，宪法的存在就是要消除每个人的恐惧、不安。你看美国的Facebook，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还有无人驾驶汽车也造成了法律纠纷等，我们如何解决？前段时间，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撞死了一个行人，法律如何应对？到底谁的责任呢？无人驾驶汽车，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还是什么责任？我们还发明了无人驾驶飞机，前两天报纸上说毒品贩很高兴，过去靠人力运输毒品有风险，现在他们买了好多无人飞机，利用无人驾驶的飞机运输毒品。
今天我们看到的德国宪法，包括劳动者的保护、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概念、劳动者罢工权的规定，其实思想来源都来自于1918年的苏俄宪法。在这一点上，现代科技技术发展历史和宪法发展历史是大体对应的。
如果我们说盲目地调整秩序，那就使我们以宪法基础建构的国家制度、法律秩序，包括人们的期待，都会处在不确定当中，我们要给人民的未来生活给予一个确定性。大家都熟悉的1919年的魏玛宪法，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转型的魏玛宪法，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因素。）无论是什么机关，不依法不能查看人家手机，那就是他的隐私权，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他的住宅。那么，律师行业未来是不是肯定会被AI律师所代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否需要靠技术无限制地延长人的寿命？在现代科技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健康时，国家的义务不仅仅是把权利交给个体。（五）克隆人技术问题 在国际上，宪法学界在科技技术的相关问题面前争论比较大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是克隆人的问题，一句话来说就是，人能不能克隆？技术上是完全可以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其他国家，但是国际社会基本的共识是，对人的克隆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它会改变人的尊严。未来虽然主权国家各自保留了自己的宪法，但是人类的共识会越来越多，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的时候，类似于世界宪法这样一些文件也会出现的。
所以在宪法与科技发展互动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理念符合人类文明，正义的理念、公正的理念、均等的理念，关键是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提要：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而是要审视科技可能带来非理性的后果，以及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
但是带来了很多法律伦理问题，首先胚胎是生命也是物，能不能继承？中国不允许代孕，那在国外代孕回来的小孩有没有中国国籍，他到底是谁的孩子？四个老人和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到底怎么办？法院的判决，值得赞赏。国家有义务在现有的技术范围内能挽救一个就挽救，明明看着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不能眼睁睁让两个生命都死去。
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为什么法学、神学和医学在一起，神学、医学和法学的共通点在哪里。去年有个官司就是这样的：教育部规定，所有中小学禁止用转基因油。而要控制科技的非理性，在发展科技技术的同时，能够保护人们应有的尊严，消除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或者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宪法治理。我的基本学术立场是：科技发展要基于人的尊严和宪法共识。如果没有宪法的理念和知识，为人们带来灵魂安宁跟保护，我们所说的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决定权里是否包括了你对生命的自我处分权？对于这种问题，如果把自我决定权无限地放宽，那么共同体就不存在了，国家对生命的保护义务就不能履行。
3. 现代政府的义务是要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其他的权利有时可以适当地放宽，但是涉及到生命权事项以及涉及到健康权保护的是具有优先性的，所以必须要优先保护。在我们国家，国家的精神力量，就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核心价值。
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所以为什么宪法法院做的判决，它都没有上诉程序，对判决结果不能挑战？为什么任何重大的宪法性的争议，最后都回到宪法上找答案？因为宪法承载着社会最大的公约数，所以用宪法的名义作出的判断，无论是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还是宪法法院的，还是法国式的宪法委员会所作出的宪法判断，是不能挑战的。
第二个是转基因的技术、市场的投放要严格的规范。我问一个问题，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手机技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目前世界上有多少人用手机？中国的手机用户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你们是否考虑过，当你决定用手机的时候，一天生活离不开手机的时候，你会失去隐私。
秦始皇当年想实现的长生不老的理想，在AI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尊重宪法，就是尊重了这样的社会共识，同时也尊重了国家的共识。科学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它永远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它是创造思想、创造知识的，而创造的知识怎么用才是个技术问题。但后来农业部又发一个通知说：转基因是安全的，用不用转基因应该是各个学校来判断，教育部不能禁止、不能不尊重科学。
所以，首先我认同人类会有一些类似于世界宪法的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规范，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
只有通过宪法建构和平的秩序，才能够减少世界范围内正在承受的核武器的威胁。自主的机器人，如所谓的杀人机器人是不能开发的，因为它有独立的伤害人的决策能力。
所以无论战争有多大的正当性，人类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从启蒙时代开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宪法一方面推动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降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非理性和对人的尊严的侵害。
将宪法价值与科技价值加以平衡的重要平台就是宪法，有了宪法共识才能让人类继续生活在自由、幸福、有尊严的环境中，确保人类永远主宰未来，不会由技术来主宰人类，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定，不再恐惧，不再焦虑，不要害怕未来怎么样。个人有信息的自主权，但是个人的自主权在第三平台，在多方的主体面前个人是很脆弱的，所以人们要么坚持隐私权的价值，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要么放弃个体的独特性，那么到底选择什么？要选择便利性或者便捷性，那就减少了隐私和减损了隐私的价值体系。如果个人自己放弃所有的权利，那只是个体的选择，但是作为公众而言，宪法应该履行维护共同价值的使命，这才是我们未来让宪法具有共识的一个趋势。但在信息化的时代，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处于边缘化，生命、健康的价值受损而无法恢复的时候，再有效的事后救济也无法挽回已经失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受伤害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思想自由。
五、宪法如何应对科技发展挑战？ 无疑，科技技术给人的尊严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但是，人类的每个人都是独特性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的独特性。
在这种情况下，要思考怎么样把法治功能从事后的救济提前到事先的预防功能，强化立法性功能，预防对人的尊严、生命与健康的伤害。或者生命受损害的时候，政府，包括教育主管机关，对科技方面要适当地加以控制，减少技术的风险。
四年以前，有对小夫妻俩体外受精，在医院里面保存了胚胎。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进入宪法，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